余静在抗战时期加入了抗日宣传队。 本报记者 甘南摄
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麻利地脱下外套，平铺在桌子上，“这样方便别徽章。”初见96岁的余静老人，她便展现出可爱的一面：背着手，面带微笑，看着大家将4枚金灿灿的勋章挂在了她衣服的前胸。其中有一枚新四军纪念章，见证了老人少年时投身抗战的一段经历。
“我的童年很幸福。”余静是安徽宿县（今宿州市、淮北市一带）人，出生在书香门第，祖父是当地名儒、书法家，父亲是家中独子，在县城小学当教员，母亲思想开明、持家有方。突然之间，一家人平静的生活被日本侵略者打破了。
由于地处徐州与蚌埠之间，津浦铁路纵贯南北，宿县不仅是交通要道，也是军事重镇。1938年5月，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，宿县沦陷了。
“日军敌机的炮弹就落在我家院子里。”老人面色凝重，思绪又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下午。那天，9岁的余静刚放学回家，正在院子里玩耍，防空警报突然拉响，紧接着轰的一声，一颗炮弹就在她身边不远处炸了，“白天变成了黑天，没有光亮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一边跑一边哭着找妈妈，吸入太多烟尘，咳出的痰都是黑的，肺部感染一年多才好。”
日军横行霸道，打砸抢烧，给年幼的余静内心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害怕听到飞机的轰鸣声。“我恨日本鬼子，他们就像禽兽恶魔，没把中国人当人，无恶不作。”余静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日军的种种暴行，“他们将遇难者挂在铁路道口示众……”
“好好的家乡被炸得破破烂烂。”余静说，宿县百姓流离失所、民不聊生，父母带着她和兄弟姐妹转移到宿东乡下。有侵略就有抵抗，日军的残暴行为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，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，宿县抗日救亡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。
1938年6月，在祖父的支持下，余静的父亲余筱仙参加组建宿东抗日游击队，成为宿县抗日先驱之一；母亲饶宽不仅支持丈夫的抗日运动，还担任妇救会会长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
“我家离铁路比较近，就成了地下交通站‘中转站’，那时候我年纪小，懵懵懂懂，只知道家里老来人，送走一拨，很快又来一拨。”余静说，“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叔叔阿姨里就有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彭雪枫。母亲告诫我们几个孩子‘嘴巴要严，眼睛要活，家里的事不准和生人说’。”
耳濡目染之下，小余静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，渐渐懂得了父母及其战友所投身的是抗日斗争。“我心头既崇拜又向往，要强的我就和母亲说，想和新四军一样，到外面学文化，闯一闯，干革命。”
说到自己的母亲，余静脸上写满了敬佩和思念。抗战时期，饶宽作为妇救会会长，经常掩护我方人员安全穿越封锁线，动员群众参加抗战。她先后把余静等4个未成年子女送进革命队伍。1947年，饶宽被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逮捕，惨遭杀害，年仅41岁。母亲的英勇和无私对余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1944年，在母亲的支持下，15岁的余静先是加入灵璧县抗日宣传队，个子小小的她跟着宣传队刷浆糊、贴标语，后来又来到灵璧中学，“名义上是上学，其实是加入了新四军领导下的工作队，我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去征粮记账、动员参军。”
“当兵要当新四军，保家卫国为人民！”余静印象最深的是这句朗朗上口的动员参军口号。记者采访时，老人一边念一边握紧了拳头。
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，老人眼中闪着光：“我们知道日本鬼子投降后，走上街头，又蹦又跳，高兴得像疯了一样。”
采访尾声，老人殷殷寄语年轻人：“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是革命先辈用血肉之躯换来的。不能忘记历史，不能忘记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，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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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张宇,甘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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